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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，英文期刊《Science of Law Journal》第4卷第5期刊登了于南芬（Yu Nanfen）撰写的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FRAND原则的实施困境与中国路径思考》一文，作者单位标注为高通通信技术（深圳）有限公司。文中提出的核心议题是：中国企业作为标准必要专利的使用者，同时也是日益重要的专利输出方，如何在这双重身份间实现自身利益的平衡？[1]

这也是解读华为与高通最新合作的关键视角。

2026年10月5日，两家企业宣布达成一项涵盖5G、计算、人工智能及网络等领域的多年期专利交叉许可协议；同时，高通将收购华为在计算、人工智能、网络及其他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。公告显示，该交易将在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后完成交割。[2]

一方使用另一方技术所需支付的代价，以及自身技术被认可后所能获得的回报——这两项账目，如今被置于同一谈判框架内。

于南芬的职业身份转变为此事增添了戏剧性，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成果如何融入全球专利交易体系，以及传统许可方如何重新评估中国企业的价值。

01

专利许可，远非单纯的技术核算

于南芬曾身处这场利益博弈的另一端。2019年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诉高通案的开庭陈述中，引用了她在华为任职期间的证言：若不延长CDMA许可协议，高通可能停止芯片供应，从而影响华为业务。当时争议的核心之一，是芯片供应与专利许可的关联是否使终端企业在谈判中处于劣势。不过，2020年8月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该案的一审反垄断判决及相关永久禁令。[3]

这段历史表明，专利许可从来不只是对技术贡献的简单衡量。供应链关系、替代方案、诉讼成本以及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，都会对谈判产生作用。

然而，华为早已不再仅仅是支付许可费的一方。2020年7月，华为宣布与高通达成新的专利授权协议时，已明确指出高通也获得了华为部分专利的许可。因此，当前的交易应被视为双方权利关系的进一步调整，而非华为首次涉足双向许可。[4]

02

产品、许可与买卖：三笔各有条件的生意

一个比“昔日对手握手”更具解释力的细节值得关注。

高通2025财年年报披露，美国商务部于2024年5月撤销了其向华为销售4G及部分其他芯片的出口许可，高通因此预计不再获得来自华为的产品收入。同一份年报还显示，由于华为原有专利许可协议到期，从2025财年第二季度起，高通的许可业务收入已不再包含华为的专利使用费。[5]

产品销售、专利许可和专利买卖，是三笔相互关联但各有前提的生意。

高通可以在产品市场与华为竞争，也可以选择维持与华为的许可关系，还可以收购华为的专利资产。华为同样可以发展自身的芯片和技术体系，同时通过交易处理使用他人专利的成本，并实现自身专利的价值。

企业关系由具体利益构成。某一业务领域的冲突，并不意味着另一项交易的基础不复存在。新的专利协议也不能被解读为芯片供应限制的解除。

03

交叉许可与专利购买，区别何在

此次交易中，交叉许可与专利购买的区别值得关注。

交叉许可首先解决的是双方在约定范围内使用彼此专利的问题。当两家企业的业务同时涉及连接、计算和AI领域时，技术交叉越复杂，逐项清理专利风险的成本就越高。多年期、跨领域的许可安排能提升经营的可预期性，使企业更易规划研发、产品和市场投入。

这种确定性本身具有商业价值。企业可能获得许可收入，也可能减少争议空间，或两者兼得。交叉许可并不自动意味着互不付费，实际对价仍取决于双方专利组合、业务规模及合同条款。

专利购买则进一步涉及所有权的转移。

获得使用许可，主要回答“我能否使用”；取得专利所有权，还涉及谁能许可他人、处置资产和主张权利。 当然，这些能力仍受既有许可、合同约定及专利有效性等条件约束。

因此，从商业机制来看，高通收购华为部分美国专利，可能同时服务于自身业务的风险管理和专利组合的补充。华为则获得了在自行许可之外实现资产价值的渠道。当然，由于专利名单、价格和后续安排尚未公开，目前无法判断这些资产的具体用途。

但一个方向已经明确：中国企业研发形成的权利，可以成为国际专利经营者主动评估和购买的资产。

04

专利进入交易，需要另一套能力

这对中国企业的意义，远超“又签了一份大协议”的层面。

产品进入某个市场，通常需要供应链、销售渠道、认证和客户支持；专利进入交易，则需要另一套能力：清晰的权属、有效的地域布局、经得起挑战的权利要求，以及可被证明的技术和商业价值。

两种能力可以相互支撑，也可以分别发挥作用。企业在某个市场的产品业务受限，并不意味着其在当地拥有的全部专利都失去价值。只要相关权利有效、具有用途，并具备合规交易条件，它们仍可能成为许可、交叉许可或出售的对象。

这改变了企业管理专利的标准。

过去，一些企业更关注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。进入交易阶段，还必须回答：谁需要这些专利，它们覆盖什么产品，能帮助对方减少什么成本，能为自己换回什么？

同一项专利，留在原权利人手中，可能主要用于保护产品；进入另一家企业的组合后，可能因客户、技术覆盖和经营能力不同而产生新的用途。专利价值既来自发明本身，也受持有人如何组织和使用权利的影响。

05

海外许可人，也需要更新谈判方式

对希望在中国经营许可业务的海外企业而言，这同样意味着谈判方式需要更新。

中国企业仍是重要的技术使用者，但其中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拥有值得评估的专利资产。海外许可人需要审视客户销量，也需要审视客户的研发成果；需要证明自己的技术贡献，也需要识别对方能提供什么。

于是，谈判可以容纳更多安排：单向许可、交叉许可、资产购买，以及不同范围和期限的权利配置。中国企业的技术积累越扎实，谈判越有可能从讨论支付能力，走向讨论双方贡献。

这并不保证每一家中国企业都能获得与华为相同的结果。能够进入谈判的，是具体、有效且具有商业关联的权利。专利数量可以展示投入规模，却不能替代对权利价值的证明。

06

回到FRAND：同一套原则连接两种角色

一份有用的专利分析，应当能够连接权利与生意：哪些权利覆盖目标市场，哪些可以支撑谈判，哪些适合保留，哪些可以出售；交易之后，企业还保留怎样的使用空间，又承担哪些义务。

回到于南芬论文讨论的FRAND原则，公平、合理、无歧视，并非一张现成的价目表。其价值在于，让权利人能获得合理回报，也让技术使用者能在可预期的条件下进入市场。

中国企业同时承担这两种角色，就更需要可解释、可比较、可检验的许可规则。做使用者时希望费用合理，做权利人时希望贡献得到承认，这两种诉求应当由同一套原则连接起来。

华为与高通的最新交易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：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，可以与专利市场上的交易同时存在；持续研发形成的资产，也可以改变双方谈判的内容。

中国企业下一阶段的知识产权能力，应当体现在这种改变上——能够清楚说明自己使用了什么、贡献了什么，以及这些贡献值得怎样的回报。

参考资料

[1] 于南芬，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FRAND原则的实施困境与中国路径思考》，Science of Law Journal 第4卷第5期，Clausius Scientific Presshttps://clausiuspress.com/assets/default/article/2025/11/01/article_1762051570.pdf

[2] Qualcomm，Huawei and Qualcomm Announce Broad Patent License Agreement，2026年10月https://www.qualcomm.com/news/releases/2026/10/huawei-and-qualcomm-announce-broad-patent-license-agreement

[3]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（FTC），FTC v. Qualcomm 开庭陈述材料，2019年1月https://www.ftc.gov/system/files/documents/cases/2019_01_04_ftc_opening_slides.pdf

[4] 华为，华为与高通达成专利授权协议，2020年7月https://www.huawei.com/cn/news/2020/7/huawei-qualcomm-ip-agreement

[5] 高通2025财年年报（Form 10-K）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（SEC）https://www.sec.gov/Archives/edgar/data/804328/000080432825000085/qcom-20250928.htm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知产力”（ID：zhichanli），作者：Shawn/MCP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